禅农，即禅宗农业。

就是指中国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文化和农业经济基础。作为中国佛教禅宗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曾经是中国禅林（禅宗寺院）发展的经济基础。

禅者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的美德与其禅修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展出了具有特色的丛林农业。 

（1） 禅宗农业的形成

出家僧侣耕种农田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

禅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其实他们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是禅者的定居。

禅者的独居使其得以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禅者最初住于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709－788）于唐大历年间创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如此，既能得到社会和信众的土地供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农业生产。

“禅门规式”的制定和实施，使禅宗农业建立在如法的基础上。由于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和不杀生命，认为农业生产劳动如锄地等会伤害无数地下生命而得无量罪孽，同时也为抑制物欲，因而佛教反对出家人“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怀海禅师（720－814）入百丈山（今江西省奉新县）开山建寺、大扬禅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成为禅者的生活信念和行为方式，使禅者的农业耕种建立在符合戒律和伦理的诠释上。

禅宗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决定了僧团伦理观念的演变，而“百丈清规”正是这一演变的结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从宗教伦理和善恶的本质意义上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一个僧尼都要参加劳动和寺院建设，这即是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劳动原则，意思是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

百丈禅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这不仅标志禅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促进了禅宗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禅宗农业的发展

随着禅宗农业的进行，大的丛林即在此基础上很快形成。四祖道信在湖北黄梅双峰山三十余年，聚众五百人；五祖弘忍居东山二十余年，徒众七百余人；六祖惠能禅师归宝林寺时，有缁白（即僧俗二众）千余人。

丛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缺少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禅宗经济的主要形式、成份也是其基础的农业。同时，人数的增长与农业发展得以互相促进。大规模的人力使用和大面积的土地耕种，使丛林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其主要表现即是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与中国佛教其它宗派一样，禅寺的土地来源有着如下几种：

一是“赏”或“赐”。凭借僧众或寺院的社会威望以及政治和传统的优势，从国家（皇室）那里得到赏赐，“赐田”是寺庙取得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

二是“施”或“捐”。从贵胄、富豪和信众那里得到土地，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因积少成多也达到了惊人的数量。禅者以其独具特色的理论吸引了一大批世俗的知识分子、名士和官宦，他们的资助或帮助也促成了世俗化、庄园化的禅宗农业或经济。

三是“买”或“夺”。僧院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或巧取豪夺，从破产农民那里购买或兼并而得到土地。

第四，也是更具意义的，是禅者依其艰苦的劳动开荒垦田。尽管这也许不是丛林土地的主要来源，但却是禅宗农业在整个“寺院经济”中的根本特征。

唐经五代至两宋是禅宗的辉煌时期，五家七宗（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和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之合称）各竞其说。据印顺法师统计，在惠能其后的22个著名弟子中，除临济宗的义玄活动于北方，其他均在南方。他们主要分布在荆楚、湖湘、吴越和闽粤一带。五代时吴越王钱镠（907－932在位）皈依禅法，将江南教寺改为禅寺，于是江东禅刹兴盛。加上两宋时频繁出现“革律为禅”，也使包括律寺在内的诸宗寺庙成为禅寺，吴越之地日渐成为禅宗中心。禅宗经济的发展也与之相应从荆楚、湖湘之地慢慢地集于吴越、苏松地区。尤其是在中国南方、江左，由于开发较晚，存有大量荒地，它们通过禅宗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而得以开发。九世纪中叶以后，以农业为主的江南禅林经济发展迅速，禅宗田庄迅猛壮大，一些有著名禅师驻锡的禅院，土地及农业生产的规模十分惊人，出现了类似于世俗地主庄园的经营方式。禅宗经济为此一历史阶段“寺院经济”的主要成分。

元两世禅宗农业的发展和寺庄的扩大，使禅宗农业从小规模的劳动形式发展成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

（3）农禅并重

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不仅能砥励心志，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禅林中的体现。

早在道信和弘忍时，禅徒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运水搬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做到农禅并重。

农业生产和禅林经济在禅师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

禅者并不是仅仅把劳动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以修行促劳动。《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禅宗农业本质上仍然是小农经济形态，属于简单的自然经济，除去基本的生产工具的采办之外，没有手工业和商品生产，因此禅林经济对社会的依赖性不大。由于丛林农业的相对分散，每一禅林的农业生产又都是孤立的，生产体制因而是封闭的，生产规模又是相对狭小的。但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传统的保证下，丛林内部基本上贯彻的仍然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

禅者正是以禅林农业为基础的农禅并重，奠定了自己一千多年发展的经济基础。

（4）复兴禅农文化

禅农，作为中国佛教禅宗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曾经是中国禅林（禅宗寺院）发展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农禅并举”制度在大陆基本完全销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近几年有很多佛教僧侣都在为恢复“农禅制度”而努力，恢复了消失在历史中的“禅农”生活，为复兴禅宗文化中的农禅文化开辟了道路。